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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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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月刊》創刊于1957年1月,1958年3月上海社聯成立,《學術月刊》成為上海社聯的機關刊物。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而停刊,1979年1月復刊。歷任總編輯為:周原冰、王亞夫、章恒忠、黃迎暑、王邦佐、田衛平、金福林。現任總編輯為姜佑福。

《學術月刊》是一份人文社科類綜合性學術期刊。自創刊以來,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敢為學術先,寬容百家言”的學術之氣、敦厚之風、超拔之度自期,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為己任,積極貫徹雙百方針,倡導理論創新,注重反映國家思想文化建設與現代化建設進程的重大理論成果與學科前沿成果。發稿側重于文學、歷史學、哲學、經濟學等基礎學科,兼及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

2003年和2005年,《學術月刊》榮獲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第二、第三屆“國家優秀期刊獎提名獎”。 2009年,《學術月刊》被中國期刊協會評為“新中國60年有影響力的期刊”。2012年,《學術月刊》被列入國家社科規劃辦首批社科基金資助期刊。2013、2015和2017年,榮獲全國百強社科期刊稱號;2016年榮獲中國期刊海外發行百強。2017年榮獲第四屆中國政府出版獎“優秀期刊獎提名獎”。連續多年被評為“華東地區優秀期刊”。

《學術月刊》是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在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最新公布的《CSSCI(2017-2018)來源期刊擬收目錄》中,本刊列“綜合性社會科學”第3位。在北京大學《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17年版)中,列“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第3位(含高校學報)。在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2018年版)》中,《學術月刊》在“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中被評為權威期刊(含高校學報)。2013年,《學術月刊》被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評為“RCCSE中國權威學術期刊(A+)”,目前列社科綜合類(2017-2018)第2位。

2006-2017年,《學術月刊》在《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等重要轉摘媒體上轉載、轉摘的文章總量,連續12年居全國同類期刊之首,是全國眾多大學、科研機構考核與評審學術成果的重要參照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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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談|歷史研究如何接地氣——歷史人類學與中國學派學術會議三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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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滿(廈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鄭振滿:中國學派是什么,核心問題是中國本土研究的話語體系,找出新的概念。我們的任務,如何走出西方人的陰影,走出老師的陰影,找出新的概念,這幾年我們感到,我們的年輕一代開始做,會議論文都很接地氣,不是拍腦袋開始做解釋的,而是從經驗事實出發,實實在在理解,我們覺得這樣的脈絡下來,找中國自己的話語體系,趙老師是最典型的例子,做史學理論,是買辦,現在開始接地氣。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趙世瑜:本來確實我們想怎么講,中國研究如何接地氣,我們大會的主題是歷史人類學與中國學派,中國學派不太敢講,中國話語是可以說的,必須要看是怎樣的中國的語境,要形成歷史學的領域的中國話語,必要的前提就是要檢討,無論中外,關于歷史研究中的說,這樣的檢討,必須在中國語境中進行和實踐,其實我們回想到100年前的時候,具體的今天的學科分類來講,顧頡剛開創了很多新的研究領域,包括我們今天歷史人類學的一套做法,都和他有關。在《古史編》中提出來的四個打破,一個是打破一統的觀念,就與我們今天提倡的理念十分吻合。我想是自從顧先生這個口號過后,在踐行他的說法,真正的蔚為大觀是改革開放之后,我們這個研究真正的是從我們這代人開始。究竟哪樣的一些說在近三十年中得到改變剛才李孝悌老師提到的孔(孔復禮,不管怎么翻譯)、科恩在中國發現歷史中綜述的那代學者,所作的社會史研究基本是區域性研究,后面的一代人做的有影響的論著,則都不是區域性的,很多研究看起來是全球史框架,還是一個基本概念,建立在包括施雅之中,進一步思考,現在的中國、日本都在重新找路的過程中,好像還沒有明確的想法經過30多年,區域社會史的研究,今天的問題是,文化傳統多元性逐漸成為大家的共識的前提下各種研究如何整合,包括現在在做的民間歷史文獻等,都是在探索學術研究的中國化的問題。不同層級單位的區域,如何得以繼續,是一個中國語境的問題,我們大家都知道,進一步思考文獻在社會中發揮的作用,反映了什么,尋找所謂的中國話語,來自的中國語境的一種體現,我們為什么說是一個中國特色的話題,世界的拼圖,為什么好像是沒有太離譜的話,不斷整合之中,其他地方,另外一些地方是不斷離散的過程,還有一些體現的中國古書中說的分久必合,中國話語的構型來自的中國語境,在上面這樣的世界歷史的拼圖中,去重新定位和尋找。


志偉(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劉志偉:無論我們的學術背景如何,目前的中國研究,大部份不太接地氣,不管是文章、影視作品、也看到很多作品都是不太接地氣。區域、族群、國家:歷史人類學與中國學派,都是不接地氣的,是一些概念我們自己做的具體研究,一方面是要對面同行的質疑,我們的研究和面對的資料,從民間文獻、圖書館資料、來講這些問題的時候,通常會遇到一個困境,需要去解決:在目前的概念范疇中,如何接上地氣。通過研究去解決的問題,真正能夠做的具體東西連接起來,接地氣不是所謂不接地氣的研究,不接地氣的理論,更重要的是腳踏實地的人,如何通向這些學術話語,換句話說,接地氣是不在地上,如果在地上,我是這樣理解,可以說,在上面我們這些人在處理不接地氣的范疇,我們的接地氣的問題,范疇概念,社會史文化史經濟史,都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社會、文化、經濟概念,三個詞都是從現代學術體系與概念體系中出來的,需要回到中國的土地上,在中國語境中連接起來。強調中國語境,不是要建立一個與現代學術體系與概念不同的,越來越強調中國的經濟和economic是不一樣的,當然也不是相同的體系,這一問題在經濟史領域尤其嚴重。這樣的時候,我們要做的事情,我們先要回到地方上,回到實際生活里面,回到中國語境中形成的景觀、記憶等建構的一套能更好解釋中國社會的話語,而這還要與西方已形成的社科人文研究體系如何打通,面對人類知識體系中已經成為社會、經濟文化的范疇,這個是非常艱巨的使命很可惜,人的生命很有限。顧頡剛民俗周刊》創辦的時候,顧頡剛講的很清楚,我覺得他講的很清楚,民俗周刊經歷二、三代的努力,會發現前后研究重點很不相同,前期登載大量調查,從實證研究出發,后期卻有很多理論討論,這可能和顧頡剛先生當年的學術思考有關:先接地氣,才能討論概念。我們每一個階段都這種學術自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做自己的東西,但是我們這些研究,都是在概念、范疇、解釋模型里面,我們在想問題,做的是學術的自然科學的體系,不會期待自己一定能解決問題,需要一代代人做下去,這是我們要面對信念的立場。

 鄭振滿:這次會議的話題,也可以理解為“如何建構中國話語”。會議論文已經很接地氣,其實民國時期的中國社會科學,已經很接地氣,正邁向中國話語但可能真的是非學術的原因,造成這種傳統的中斷。在學術上,可能真的可以去想象,我們今天比民國有更好的條件,更有希望建立起中國話語體系。我跟一個美國學者討論過??,我說,你講的這些道理,我們不會這樣想,美國人說,我們不會關心你們,他考慮的是在他們的語境里面發表,所以我很懷疑,是否能考慮中國。西方學者也意識到西方理論體系不能解釋中國,形成“中國例外論”,但他們始終是在面對西方的問題,可能很難達到這一目標。

        找出符合中國經驗的話語體系,前提就是不能不假思索地用西方理論。孝悌說的,史語所的問題,可能也是不能滿足于西方提出的體系,在這個過程中,很多經驗,如果我們有很高的目標,是能傳承的,不能不假思索去批評西方理論,其實都是一樣的。我們這方面有教訓,民族國家、市民社會。而中國傳統的史學也無法解釋中國的語境實際,我們原來的傳統史學就是皇帝的家史,毛澤東也說了,二十四史大部份都是假的力講的是宗族主義的文化。劉永華提的非國家空間,中國是很自由的。劉志偉的目標從歷史理解國家。

       歷史人類學最重要的一條,同情的理解,從老百姓角度去理解,是找中國話語最重要特點。

 

劉志偉:外國學者研究中國的事情,編戶齊民,中國的戶籍制度,在西方很多人看來,認為毫無意義,把戶籍登記成人口登記就是最大錯誤。杜正勝的研究很重要,1982年,中國經濟史會議,當時我的老師的文章就是賦役制度。

 趙世瑜:關于這樣的研究,從秦漢到宋元,多數做明清之后,做戶籍研究,比較接地氣的,中國話語的東西,往前追溯,讓西方學者理解。中國古代史有所謂的“四把鑰匙”,實際是四個領域四個話題,其中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成說”我們需要通過“接地氣”的研究,將這些成說不斷打破,是建立中國話語的重要途徑。如果每個,具體的小子題目,都通過我們的做法去重新反思,重新來做。比如《大清律例》,其中大量的是“例”,接地氣的做法,應該是回到鄉土場景,看“例”是怎樣產生的。再比 如說江南的市鎮與地域社會的關系,可能并不一定像我們以前理解的那樣,有那么大的影響。我們一大批利用州縣檔案研究的人??鄉土習慣如何和外面的世界互動,和法制史相互結合。我一直關注山西晉祠,但是沒有寫出東西來,因為很多問題沒有想明白。第一,在與前人成說對話中,我們可以有無數題目可以做。第二,我們在與自己的不斷對話中,不斷推翻原先的成說,也可以不斷推陳出新,這可能是最大的挑戰。

 鄭振滿:我的感覺是,你現在也覺得走投無路要做中國學派的標本,偷偷跟趙世瑜學藝,他有做不完的題目,寫不完的文章,其實我們也不要太苛求,我聽他們兩位的發言之后,我有個想法,所謂接地氣,所謂應對西方理論等,核心問題是我們如何盡量回到中國的歷史語境,放到中國語境去思考、討論,然后就能有寫不完的文章,做不完的題目,從而為建構中國話語奠定堅實的基礎總的來看,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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