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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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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月刊》創刊于1957年1月,1958年3月上海社聯成立,《學術月刊》成為上海社聯的機關刊物。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而停刊,1979年1月復刊。歷任總編輯為:周原冰、王亞夫、章恒忠、黃迎暑、王邦佐、田衛平、金福林。現任總編輯為姜佑福。

《學術月刊》是一份人文社科類綜合性學術期刊。自創刊以來,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敢為學術先,寬容百家言”的學術之氣、敦厚之風、超拔之度自期,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為己任,積極貫徹雙百方針,倡導理論創新,注重反映國家思想文化建設與現代化建設進程的重大理論成果與學科前沿成果。發稿側重于文學、歷史學、哲學、經濟學等基礎學科,兼及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

2003年和2005年,《學術月刊》榮獲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第二、第三屆“國家優秀期刊獎提名獎”。 2009年,《學術月刊》被中國期刊協會評為“新中國60年有影響力的期刊”。2012年,《學術月刊》被列入國家社科規劃辦首批社科基金資助期刊。2013、2015和2017年,榮獲全國百強社科期刊稱號;2016年榮獲中國期刊海外發行百強。2017年榮獲第四屆中國政府出版獎“優秀期刊獎提名獎”。連續多年被評為“華東地區優秀期刊”。

《學術月刊》是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在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最新公布的《CSSCI(2017-2018)來源期刊擬收目錄》中,本刊列“綜合性社會科學”第3位。在北京大學《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17年版)中,列“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第3位(含高校學報)。在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2018年版)》中,《學術月刊》在“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中被評為權威期刊(含高校學報)。2013年,《學術月刊》被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評為“RCCSE中國權威學術期刊(A+)”,目前列社科綜合類(2017-2018)第2位。

2006-2017年,《學術月刊》在《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等重要轉摘媒體上轉載、轉摘的文章總量,連續12年居全國同類期刊之首,是全國眾多大學、科研機構考核與評審學術成果的重要參照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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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第六屆傳播視野下的中國問題研究論壇成功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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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學術月刊》雜志社、復旦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中心主辦,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承辦的“第六屆傳播視野下的中國研究論壇”于2018年10月19-21日在武漢華中科技大學舉行。本次論壇以媒介再思:傳播技術與社會變遷”為主題,集中研討了媒介與社會政治、經濟、傳播、觀念的關系。來自中國大陸和中國香港、擁有各種學科背景的20余位學者全程參與。

    論壇以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黃旦的主題演講開場,論述了媒介再思應當如何思,媒介史又應當如何書寫,黃旦首先梳理了傳統史學研究中的“媒介”。黃旦認為,研究者應當從對媒介之“用”的關注轉向對媒介之“介”的關注,以這種媒介觀出發,新報刊史書寫的目的應當變為講述報刊實踐的故事、揭示報刊視野下的中國歷史與其他不同視野中的中國歷史進行對話、探索傳播研究本土化路徑和理論構建。

    上海大學孫藜認為,傳統的新聞史書寫聚焦于內容,依從“現代化”與“階級斗爭”兩種秩序,雖然意義重大、成功豐碩,但也在相當的程度上錯失了歷史景觀的復雜與精妙。北京師范大學王穎吉則從“物”說起,選擇蘇軾的碑刻活動作為研究對象,其研究分析了蘇軾的碑刻實踐及碑刻思想,在美學分析之外,也展現了石碑作為一種書寫材料對于書寫及書寫思想的影響,與孫藜對“物”的重視不謀而合。

    華南理工大學蔣建國的研究則恰好遵循孫藜所提出的傳統研究路徑,借助甲午前后士紳的人機、回憶錄及抄報記錄等文本內容,用詳實確鑿的史料勾勒出了甲午前后中國社會報刊的發展情況。區別于過往普遍認為甲午前報刊閱讀較少、影響較小的觀點,蔣建國認為新式報刊傳媒在1880年代之后的十多年間,已通過各種途徑從都市社會滲透到城鎮社會。

    華東政法大學郭恩強將研究對象選定為黨執政期間的禁書,但卻另辟蹊徑,跳出已有禁書研究的法律和政治研究范式,選擇中介化理論作為切入點,將禁書視作鏈接了作者、讀者、印刷商、書商、政府等主體的城市社交網絡的中介。由此,書籍成為了一種人類溝通的手段,而書籍流通也構建了一系列的傳播體系。

    上海理工大學金庚星的研究則是在傳統消費史的研究路徑之外,采用了媒介化的視角他認為,正如電報實現了商品“從空間運動到時間運動”的轉變、報刊加速了消費觀念的新城代謝、郵政網絡使得郵售得以可能,媒介作為一種連接與聯結生產、流通與消費的技術,在很大程度上會塑造的消費文化。在這樣的理念下,他將注意力集中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租界,試圖探究電話作為一種新媒介帶來了怎樣的新消費文化。

    華中科技大學袁艷的文章旨在說明地理學作為研究空間的一門學科為何在近年開始關注媒介與傳播問題,在行文中袁艷用簡潔明了的語言描繪了媒介與地理學從相離、相遇到相融的過程袁艷教授對傳播學的跨學科發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認為并非每一個學科之間都具有清晰的辯解和明確的中心,傳播學目前處于內部多元化、多中心化的狀態,而跨學科交叉不僅使不同學科間的對話,通過來自其他學科的議題和概念,也可以為原學科內部不同學派之間的對話創造空間。

    深圳大學韓晗從文化產業的角度對“五四”運動展開再論述和再評估,他認為,肇興于晚清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為“五四”運動的發生、發展提供了內涵動力和發展動力。韓晗以史料和推理論述了文化產業如何促進了“五四”運動思想內涵的形成,又如何推動了“五四”運動的醞釀和發展,他認為以報刊出版、電影戲劇、舞臺唱片等為代表的文化產業傳播了“五四”運動亟需的新興文化,推動了新的文體與表現形式的誕生,為現代中國的啟蒙思想運動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廈門大學張先清的研究借助對疍民的關注,展現了媒介如何塑造民族與民族邊界。張先清通過梳理近代公共話語中對疍民的討論得出,疍民作為一個無法自我表述的群體,其民族形象完全由近代知識分子創造和呈現,其研究融合了人類學的關懷和傳播學的敏銳,是大眾媒介人類學的又一次有益嘗試。中國社會科學院向芬探究的則媒介將事實塑造為何的研究選取的主體是對兩岸而言都意義重大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橫向及縱向地梳理了兩岸對于“二二八事件”報道及報道流變,兩岸媒介塑造事實差異及流變本質上反映了“雙戰”格局,應當被嵌入到更大的政治格局中探討。

    湖南大學季凌霄研究了作為晚清憲政配合物被引入中國的速記,她的研究較為全面的梳理了速記在中國的緣起、使用及各方對于速記的看法,研究認為速記作為一種彌合口語與文字的通道,受到了口語與文字各自內在邏輯的拉扯,其研究為探尋口語與文字二者間存在的邏輯與影響差異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

    吉林大學管書合的研究以小見大,從分析1911年“日人水井撒毒”謠言的產生、流傳入手,分析了清末東北社會各層面對于日本的“集體”認知和看法。香港教育大學許國惠同樣選擇了較小的切入點,由抗戰時期中日合拍電影《春江遺恨》的宣傳入手,研究了公共文本問題。暨南大學趙建國則由南京國名政府初期的上海新聞記者聯合會論起,通過對記者聯合會籌備、成立及公用的全面分析,論述了職業聯合會在塑造職業共同體層面的作用。天津師范大學李秀云的研究則恰好關注勞資糾紛,她的研究中分析了民國時期報業領域出現的兩輪大規模勞資沖突,并列舉、評析了當時民營報人、左翼報人及國民黨報人對于勞資糾紛不同的處理構想及方式,其研究為補充、完善民國報刊史及報人思想研究提供了有益材料。華東師范大學路鵬程指出記者和報館老板之間代表著的是對立的新聞專業主義及商業管理專業主義的對立,但記者與老板顧念情誼,彼此體恤卻為這兩種主義的對話營造出了一個富有伸縮性、包容性且充滿人情味的協商空間。

    湖南大學季凌霄研究了作為晚清憲政配合物被引入中國的速記,她的研究較為全面的梳理了速記在中國的緣起、使用及各方對于速記的看法,研究認為速記作為一種彌合口語與文字的通道,受到了口語與文字各自內在邏輯的拉扯,其研究為探尋口語與文字二者間存在的邏輯與影響差異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

    此次論壇,學者們以各自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研究路徑及不同的學術背景,為探索媒介史書寫及媒介概念本身提供了不同的助益正如歷史本就多元而多層,學者們在不同方向上的努力為還原一個豐滿、多層次、合理且現實的歷史提供了豐富的材料,以交流為訴求的會議讓這些思想得以融會貫通,以媒介為中心的交流則讓學者們更加注意到媒介對于人類社會的全面影響,這對于探索一個審視當下的合理視野來說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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